文/嚴秋霞

在現今電腦使用普及、圖像立體化的時代，筆墨書法碑刻透過線條所保存的價值和文化漸漸與生活疏離，甚至讓人有陌異感。“中華人文碑林”的“本地碑林”每一幅作品都有賴於書藝收藏家、家屬或相關單位提供，在收集真跡的過程，讓筆者體會到“碑”這個載體的重要性。書法家黃實卿選入立碑的作品為：

‍

松風清耳目 蕙氣襲衣襟

‍

2012年筆者向黃實卿的孫女黃乃馨領取墨寶時，她娓娓道來這幅作品劫後餘生的經歷：五一三事件發生時，一家人住在甘榜峇魯（Kampung Baru），處緊急狀態，全家人急於奔命什麼都沒有帶走。三天之後回到原址，家早已被大火吞食殆盡，大部份墨跡和收藏已燒燬,僅存兩個鐵箱內的十來件墨寶，其中宣紙出現被煙燻過的痕跡。作品重新裝裱之後，才淡化煙跡。長久以來，官方把1969年5月13日發生的“五一三事件”論述為“種族衝突事件”偏向政府的立場。在這慘劇中許多家庭歷經離散，老一輩人都對此事懷有陰影。真相仍待有心人士再詮釋，相信歷史的另一面有待還原。這樣的故事反應了一個大時代，一戶家庭與傳家寶的一段經歷。

‍

黃實卿（公元1890年-公元1963年），廣東普寧人，號“江夏伯子”，考中潮州秀才，壯歲南來吉隆坡。1923 年發起開辦吉隆坡培才學校，出任第一任校長，並倡議組織馬來亞潮州會館聯合總會，常為廟宇道觀和學校，或商家寶號和宗祠等題字，如：“登彼岸”、“坤成女學校”、“雪蘭莪潮洲八邑會館”，為南洋書畫社社員。其書宗鄭板橋，行書則飄逸酣暢，自成一體，是我國先驅書法家之一。

‍

2011年隆雪華堂於舉辦“妙墨漏珠——黃實卿紀念書法展”將作品重新匯集於一堂，並出版《黃實卿書法集》。年屆七十多歲的孫女黃乃明在其作<我的爺爺>這麼描述“爺爺是位儒雅閒靜的文人，喜作詩弄墨、 種花養魚。因不愛社會交際，故齋號蝸廬。清晨起來必揮筆寫字，往往是我們姐弟妹幫忙他磨墨拉字。爺爺為人正直，最敬佩顏真卿與鄭板橋，有江湖俠士、肝膽相照之氣，愛結交文人雅士。……如果再遲十年的話，曾和爺爺生活在一起的我們這一代，可能已離開世界，屆時，他的墨寶相信將成為灰燼，他的故事將僅讓人知道‘黃實卿’三個字而已”。然而，先輩們早已透過立碑承傳文化，因為有著這載體，證明他在本地書法界的地位，也讓口耳傳說的故事有可靠的依據。

‍

碑，作為一個厚重的載體，能濃縮一個時代的風貌。文史學者可從鑿刻的文字內容入手，書法家可從碑文的美學價值、筆法、結構特點來研究。這載體以不變應萬變的力度刻劃出時間的張力。在中國曆代碑林裡的“爨寶子碑”正是歷經滄桑仍能成就不朽的石碑傳奇。此晉代石碑立於317年，爨寶子為建寧太守，碑文記錄其生平、家世及政績。爨氏為中國南方少數民族中的大族，他們受漢文化薰陶，模仿漢人樹碑立傳。這石刻在1778年被一位農民在自家農田發現重見天日，之後卻成為家中豆腐坊磨豆腐的重器長達74年。1852年一位精通金石書法的進士鄧爾恆發現印在豆腐上的字跡非比尋常，成為此碑的伯樂，追查後買下它，安放在曲靖城中的武侯祠內供人瞻仰。1927年雲南軍閥戰亂，石碑被送到前線戰場當做砌城牆擋子彈的材料。靠拓售此碑帖為生的張士元發現碑不見後，深夜到工地尋找，找到後立刻搬回家中放在床上，使石碑免於戰火。1937年在曲靖第一中學建碑亭來保護；1989年擴建為博物館。

‍

與“中國曆代碑林”參照，“本地碑林”記載著1874年到1940年之間出生的37位在南洋活動的書法家。年份雖短卻補充南洋書法史的空白。這段期間照相術取代畫師的人像畫，黑白和彩色照收集在相簿裡、之後照片存在電腦裡燒製成光碟、接著在臉書（Facebook）共享照相冊。這是我們這一代經歷載體在質和量上的轉變。然而，無論未來將以何種方式捕捉片刻記憶，自古以來碑刻文化的特性並沒被取代。更重要的是，當華族史是現今教育體制內被忽略的歷史圖像，碑石文化恰如其分的扮演這角色，這個載體的多元和豐富不言而喻。

‍

原文刊載於2014年5月19日 《南洋商報》副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