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严秋霞 

在现今电脑使用普及、图像立体化的时代，笔墨书法碑刻透过线条所保存的价值和文化渐渐与生活疏离，甚至让人有陌异感。“中华人文碑林”的“本地碑林”每一幅作品都有赖于书艺收藏家、家属或相关单位提供，在收集真迹的过程，让笔者体会到“碑”这个载体的重要性。书法家黄实卿选入立碑的作品为：

    松风清耳目　蕙气袭衣襟

    2012年笔者向黄实卿的孙女黄乃馨领取墨宝时，她娓娓道来这幅作品劫后余生的经历：五一三事件发生时，一家人住在甘榜峇鲁（Kampung Baru），处紧急状态，全家人急于奔命什么都没有带走。三天之后回到原址，家早已被大火吞食殆尽，大部份墨迹和收藏已烧毁,仅存两个铁箱内的十来件墨宝，其中宣纸出现被烟熏过的痕迹。作品重新装裱之后，才淡化烟迹。长久以来，官方把1969年5月13日发生的“五一三事件”论述为“种族冲突事件”偏向政府的立场。在这惨剧中许多家庭历经离散，老一辈人都对此事怀有阴影。真相仍待有心人士再诠释，相信历史的另一面有待还原。这样的故事反应了一个大时代，一户家庭与传家宝的一段经历。

    黄实卿（公元1890年-公元1963年），广东普宁人，号“江夏伯子”，考中潮州秀才，壮岁南来吉隆坡。1923 年发起开办吉隆坡培才学校，出任第一任校长，并倡议组织马来亚潮州会馆联合总会，常为庙宇道观和学校， 或商家宝号和宗祠等题字， 如：“登彼岸”、“坤成女学校”、“雪兰莪潮洲八邑会馆”，为南洋书画社社员。其书宗郑板桥，行书则飘逸酣畅，自成一体，是我国先驱书法家之一。

    2011年隆雪华堂于举办“妙墨漏珠——黄实卿纪念书法展”将作品重新汇集于一堂，并出版《黄实卿书法集》。年届七十多岁的孙女黄乃明在其作<我的爷爷>这么描述“爷爷是位儒雅闲静的文人，喜作诗弄墨、 种花养鱼。因不爱社会交际，故斋号蜗庐。清晨起来必挥笔写字，往往是我们姐弟妹帮忙他磨墨拉字。爷爷为人正直，最敬佩颜真卿与郑板桥，有江湖侠士、肝胆相照之气，爱结交文人雅士。……如果再迟十年的话，曾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的我们这一代，可能已离开世界，届时，他的墨宝相信将成为灰烬，他的故事将仅让人知道‘黄实卿’三个字而已”。然而，先辈们早已透过立碑承传文化，因为有着这载体，证明他在本地书法界的地位，也让口耳传说的故事有可靠的依据。

    碑，作为一个厚重的载体，能浓缩一个时代的风貌。文史学者可从凿刻的文字内容入手，书法家可从碑文的美学价值、笔法、结构特点来研究。这载体以不变应万变的力度刻划出时间的张力。在中国历代碑林里的“爨宝子碑”正是历经沧桑仍能成就不朽的石碑传奇。此晋代石碑立于317年，爨宝子为建宁太守，碑文记录其生平、家世及政绩。爨氏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的大族，他们受汉文化熏陶，模仿汉人树碑立传。这石刻在1778年被一位农民在自家农田发现重见天日，之后却成为家中豆腐坊磨豆腐的重器长达74年。1852年一位精通金石书法的进士邓尔恒发现印在豆腐上的字迹非比寻常，成为此碑的伯乐，追查后买下它，安放在曲靖城中的武侯祠内供人瞻仰。1927年云南军阀战乱，石碑被送到前线战场当做砌城墙挡子弹的材料。靠拓售此碑帖为生的张士元发现碑不见后，深夜到工地寻找，找到后立刻搬回家中放在床上，使石碑免于战火。1937年在曲靖第一中学建碑亭来保护；1989年扩建为博物馆。

    与“中国历代碑林”参照，“本地碑林”记载着1874年到1940年之间出生的37位在南洋活动的书法家。年份虽短却补充南洋书法史的空白。这段期间照相术取代画师的人像画，黑白和彩色照收集在相簿里、之后照片存在电脑里烧制成光碟、接着在脸书（Facebook）共享照相册。这是我们这一代经历载体在质和量上的转变。然而，无论未来将以何种方式捕捉片刻记忆，自古以来碑刻文化的特性并没被取代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华族史是现今教育体制内被忽略的历史图像，碑石文化恰如其分的扮演这角色，这个载体的多元和丰富不言而喻。

黄乃馨（右）和黄乃端（左）2012年出席碑林开幕礼，在祖父黄实卿的碑前合影。

原文刊载于2014年5月19日 《南洋商报》副刊